舞蹈获奖发朋友圈句子，舞蹈比赛获奖发朋友圈句子？

（受访者提供/图）

在舞蹈界，黎星是众所周知的全能型选手，他不但获得过国内顶级舞蹈赛事的大满贯，还是首位国际六项舞蹈大奖的获得者：首尔国际舞蹈大赛金奖、德国汉诺威现代舞编导大赛金奖、丹麦哥本哈根现代舞大赛金奖、罗马现代舞大赛金奖……在纽约林肯中心和巴黎总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出之后，《纽约时报》评价他是“干净而细腻的现代舞者”。

更难得的是，“最抢手男一号”并不满足于只是跳舞，他集编、导、跳于一身。这些年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编舞和导演上，出品的舞剧《大饭店》、《红楼梦》均是上佳水准。

综艺节目《舞蹈风暴》让黎星彻底“出圈”，但他说，上综艺并非初衷，跳舞十多年，这是他第一次涉足剧场之外的舞台，以前他婉拒过太多电视综艺的邀约，只是恰好那段时间受疫情影响，很多演出被搁置。否则，他宁可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排练场和剧场里。

一张白纸好跳舞

9岁进入军艺，开始习舞，对黎星来说，是一次意外，他并非出生在艺术家庭，也非出生在军人家庭。“我们家在湖南郴州，是个小地方，没有机场，当时去北京坐火车都要倒上好几趟。我家里人听说北京有个地方叫解放军艺术学院，从小就可以学艺术，然后可以穿军装，我父母觉得这可能是一条出路，应该搏一搏，让孩子去试一下。当时我对舞蹈是什么根本不知道，未来将要面临什么也完全不知道。我才一9岁小孩儿，到北京能不走丢了就不错了。”

虽然是收小学学龄的孩子，但军艺招生流程非常严格，跟大学艺考一样，专业要初试复试三试，接着考文化课，最后是部队体检。黎星没有受过专业舞蹈训练，仅在入学前突击了半年考前班。“好在军艺有自信，他不需要我们在外面学了多好的底子带过来，他要的就是一张白纸。”招生的老师主要观察考生各方面的条件和潜力：身材比例、骨感、协调性、节奏感、模仿动作的能力……黎星侥幸入围。

他很快意识到，在全班的二十多个人里，自己是最差的几名之一，个子比别人矮一个头，肌肉的力量也没有攒起来，训练的时候要跟上大部队的节奏不掉队，是件苦事。

“当时我完全不喜欢跳舞。大家理解的舞蹈，是你们在舞台上看见的部分，最美的那部分，但其实，那只是跳舞的最后一个步骤。真正的跳舞是日常，是一个动作重复千百次，是几年都只干这一件事。”

早上5点多起来练早功。北京严寒的冬天，呵气成冰，有时下着雪，5点多天还漆黑一团。他在心性上还保留着小孩子的混沌，“我就想我睡觉的时候天是黑的，为什么起来天还是黑的？然后我就要去练功，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对了。”他太小，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只是被动地适应，被动地跟随，让这种磨砺渐渐成为习惯的一部分。

长大之后黎星才悟过来，父母把他送走，其实为他争取到了大量自由时间。当年父母忙于生意，而在部队里，孩子学不了坏，比较放心。

直到现在，他看到穿着军装的人依旧感到亲切，那种亲切已经长在了血液里。因为他从小过的就是军营生活：每天穿军装，两套夏常服，两套冬服，此外无他。每人一个衣柜，所有衣服整整齐齐叠好放在里面，被子永远叠得像刀切过的豆腐那么齐整，白床单，蓝被子，枕头上方一排书架，只能摆书和最简单的用具，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身外之物，就都在这方寸之间，朴素纯净。每周只有两小时固定的外出时间，需要报批方能外出，其余时间，都给了学习和舞蹈。

各大菜系都得来一遍的全能舞者

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也都被高度节律的生活打磨过了。黎星常常自嘲，跳舞的最不怕吃苦，都是从小苦过来的。克服疼痛去追求身体的极致，是舞者的基本功。军艺的舞蹈体系尤其讲究全面，国内外的其他舞蹈学院往往区分舞种，民族舞、现代舞、芭蕾舞，术业有专攻，但军艺的舞蹈传统是：各大菜系你都得来一遍！

“这就是军艺的教学特点。我们要学芭蕾，我们要学现代舞，我们要学中国古典舞，我们要学民族民间舞……等于我们要学所有的舞种。而且不是只学个花架子，每一个舞种我们都用充分的课时来学习，课程非常非常多，从周一到周六，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排课，甚至晚上都要上课，所以就学得极其扎实。军艺一直沿用的就是这样的训练体系，是一种全能型培养。小时候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你真正喜欢的、擅长的舞种，但是他全都教给你，等你成长起来，你就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

黎星偏爱现代舞，肢体的表达更加自由开放，也是他的身体所能匹配的，他用专业的眼光挑剔自己：四肢不够修长。芭蕾对肉身的要求太高，顶尖的舞者往往是在极限值之间的比拼，“以我先天的身体条件，没办法达到芭蕾王子的级别，反倒是在当代舞蹈里我感受到更多的兴趣，看到了可能性。”

黎星最推崇的编舞大师是NDT（荷兰舞蹈剧院）艺术总监伊日·基里安，他是“当代芭蕾”开创者之一，凭借一己之力，把寂寂无名的荷兰舞蹈剧院带到了世界一流芭蕾舞团的高度。基里安对舞蹈身体质感的处理和审美，深刻影响了黎星的跳舞方式。“就是他那种身体的构建美学。我们都知道芭蕾舞有很多大开大阖的动作，很多绷紧和拱直的姿态，但是基里安的当代芭蕾，女孩子可以不用穿足尖鞋，也摆脱了基本的芭蕾程式，他会做很多可能，让身体变得柔软，但同时脚上细节的线条还保持着。我一直非常向往那种跳舞的方式，既干净，又丰富。”他让黎星看到了一种样本，可以把芭蕾和现代舞结合起来。

随身携带的军艺

在军艺上了6年中专，接着又上了4年大学，黎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在军艺上满10年学的人，是军艺舞蹈教育完整体系的范本。军艺50周年的时候，舞蹈系发布了一枚纪念徽章：一名舞者腾空跃起的剪影，身体核心部位幻化成一颗五角星。这枚纪念徽章的设计原型就是黎星，来自他一次演出中大跳的定格剧照。解放军艺术学院后来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校牌拆除的当天，黎星专程回了一趟母校，跟老校门依依合影。曾经的学校消失了，但他似乎觉得，自己身上似乎携带着那所学校，是流动的，可再生的。

曾经的老师也成为影响他最深的人，比如他的编舞老师余粟力，“她本身不是学跳舞的，但她以前跳过《芬芳》，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一个现代舞，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就是一点点动作，感受全在里面，就跟她的为人一样，极其的酷，极其的利落。”

余老师不是慈母型的老师，她严厉，专业上又极度细腻，标准极高。带着黎星排独舞，一个作品排半年。她告诉他：黎星你知道吗？其实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舞蹈演员。排练的时候，她永远告诉黎星，不对。“但她不说具体哪里不对，最多说这里干脆一点，那里不要拖泥带水，她要你自己去悟那个度在哪里。她不是在告诉你答案，只是带领你上路，你得自己去找那个方向。”

当时黎星16岁，正是审美和价值观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他一遍一遍地跳，排了整整一个星期，全是不对，没有得到一句肯定，心情极度压抑。终于有一天，他跳完一遍，老师没说不对，轻轻“唔”了一声，说，这遍好一点。黎星马上哗一声大哭起来。

余老师后来成了黎星的好朋友，是那种可以一起喝大酒、玩游戏的，但又永远是需要敬畏的朋友，“不光是跳舞，还有做人的方方面面。她喜欢干净利落，厌恶矫情。后来我遇到任何事情，我就会想，如果是余老师碰到这样的事情，她会怎么做。我心里就有了答案。我很幸运我一生中遇上了好几位这样的老师。”

《沙湾往事》剧照（受访者提供/图）

叛逆者的出离

从军艺毕业之后，黎星顺理成章地进了战友文工团，对军旅体系里的舞蹈演员来说，这是最主流的一条康庄大道。刚进文工团不到一年，他拿下了CCTV电视舞蹈大赛的冠军。文工团没有“首席舞者“这个概念，但黎星已经被作为男一号在重点培养了。一切顺风顺水，到了第二年，他一口气为文工团拿下了包括全军、全国舞蹈比赛金奖在内的六七个重要奖项。

“当时我有个好朋友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获了那么多奖，但你是喜欢跳舞还是喜欢比赛？”黎星回答不了，但之后的三个月，这句话在他脑中像单曲循环一样反复播出，“跟一个魔怔一样，我就一直问我自己：你是喜欢比赛还是喜欢跳舞？你是喜欢比赛还是喜欢跳舞？”

朋友并非舞蹈行业从业者，但旁观者清，黎星渐渐玩味出来，沉溺竞技和享受舞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个提问进而揭示出一个终极拷问：我想要成为谁？我最想做什么？“我突然意识到，顺着这条既定的道路走下去，我已经清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我是什么样了，我记得我当时坐在车后座，突然打了个冷战。”

骨子里的不安分至此占了上风。不安于既定的因子其实一直都在，在学生时代，他虽然专业拔尖，却也是学生中的叛逆分子，而且永远是出点子的那一个。班级里有什么淘气出格的状况，老师擒贼先擒王，不问别人，第一个就先把他拎出来：黎军师，黎参谋，你出来解释解释，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这次他叛逆了一把大的。当时他23岁，这个年龄在其他行业也许还可以不谙世事地继续懵懂，但在舞蹈这一行，23岁已经是出成绩挑大梁的关键性节点。他决心离开文工团，成为独立舞者。文工团舍不得这棵苗子，他对挽留他的团领导说：我走，肯定不是去别家院团，事实上，我连下半年要做什么都还不知道，我只是要把自己先逼到一个绝路上。

“其实当时我也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朋友，银行卡里完全没有积蓄。但我态度非常坚决，我不要级别，不要待遇，不要任何可以留在体制内的身份，只要让我离开就好了。当时是做了一个比较狠的决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裸辞了。”

接下来是极其精彩的四年，脱下军装，可以到处旅行，他平均每两个月出国一次，全世界去看舞蹈演出，“国外的演出经常震撼到我，他们做剧场的时间足够长，加上当代艺术的开放度高很多，艺术家种类也多很多，你能够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非常多元。就像你吃到一个新鲜口味带来的刺激一样，哪怕有时候他们整台表演都很一般，也会在某个细节或局部启发你，那种碰撞感，就会对我有激发。”

他跳完了舞剧《沙湾往事》，开始有一些邀约找上门来，付费委约他做新作品。他也会去国外参加比赛，一开始纯粹是为了见世面，没想到很快开始在国际现代舞大赛上接连获奖。他和他的好朋友、同为舞者的谢欣，带着谢欣编舞的《一撇一捺》（英文名《+》）出现在意大利罗马现代舞大赛的舞台上并获得金奖，观众特意来问他：你们的舞蹈特别东方，你们要表现的是东方的流水吗？

“我后来也在总结，我们跳的都是现代舞，但是他们看到我们的舞蹈，感受到的却是东方。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东方属性的，我们的创作过程，那种流线型的表现手法，很多来自中国的古典舞，甚至戏曲，包括眼神都是会说话的，很多细节，身体的推磨和移位的方式。《一撇一捺》灵感源于中国书法，但又在说两个人的相遇，是一个很意象的表达。西方人感受到的是非常细腻、非常飘逸的东方美学，像水一样的质感。所以说要文化自信，那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世界这么大，你不出去看就永远不知道。”

《红楼梦》剧照（受访者提供/图）

从大饭店到大观园

《红楼梦》是黎星和李超联合执导的大型舞剧，也让很多观众惊喜地发现了这位舞蹈演员在跳舞之外的编导能力。鸿篇巨制《红楼梦》是难以改编的，每次影视改编都众口难调，要变成舞剧更是难上加难，但黎星工作室和他所聚拢的演出团队却给出了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呈现方案，很快就在观众中赢得口碑。他们在大观园的两百多个人物里面，大刀阔斧地删掉了除宝玉之外的所有男性角色，最终呈现出一个少年的生命顿悟和众多女儿的悲剧命运。

在接到《红楼梦》的执导邀约之前，黎星并未真正“看过”《红楼梦》全本，他采用的是“听”的方式。当时他正在排练他的另一个执导作品《大饭店》，每天开车穿越北京城去排练场都仿佛一次远征，他就在路上听《红楼梦》读本。被这个故事迷住之后，他又陆陆续续找欧丽娟、蒋勋等老师解读的《红楼梦》有声节目来听，这是他与《红楼梦》之间的最初缘分。

“到江苏大剧院找到我，委约做《红楼梦》舞剧这一项目之后，我才开始了正式的文字阅读，先读庚辰本，又找来一个蒙古王的版本。”他们用了整整20个月的时间来打磨这件作品，力求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审美，也在精神上尽量去接近原著的深意。最终舞剧打破了《红楼梦》的叙事结构：他们把全剧分成12个回目，来呼应小说的章回体，但12部之间却呈现出一种弹性张力。

忠于原著之外，创作者也难免“夹带私货”。“舞剧最后两回，其实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前10回都是红楼梦里有本可依的东西，第11回叫《团圆》，第十二回叫《花葬》，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表达。无论是对于大观园还是对于12钗这群姑娘的爱，你会看到那种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最后真的像烈火烹油一样地燃尽，原著里她们也是各自凋零的，不可能同场出现，但是宝玉不舍得这些姑娘，所以我们在舞台幻境中给她们安排了一场‘团圆’，但我们不是瞎编，你看那出戏是惜春画画开场，因为贾母叮嘱过她画大观园，而且要求她要连人带景一起画进去，所以这场‘团圆’是画里团圆。‘花葬’则是结尾，创作者对于作品真正要表达的那句话还是要说出来。”

在《红楼梦》里，黎星用一场群芳散尽、万艳同悲的花葬，代替了原著中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他编导的另一个舞剧《大饭店》中，则是用舞台上满满一汪水波来收束，剧中人在水中跌爬滚打、沾污荡涤，最后褪去衣衫、伪装，几件衣服腾空而去，卸下社会身份属性的人类，恢复了赤条条肉身本来面目。

《大饭店》的灵感来源于黎星在挪威自驾游途中的感受，车辆沿着山体盘旋而上，两旁都是茂盛碧绿的树木，然后穿过山洞，车辆两旁突然“升”起了一人高的积雪。黎星马上联想到东野圭吾《白马山庄杀人事件》的故事，这让他突然萌生出编排一个悬疑凶杀舞剧的念头。

用跳舞来呈现谋杀和推理，念头虽酷，真正执行起来，难度却几乎不在《红楼梦》之下，而且是另一个方向上的难。黎星和编剧好友一起反反复复讨论揣摩，改了二十多稿剧本，依然觉得不满意。用文字轻易能构建的逻辑，到了舞蹈中突然不成立了。推理小说里最关键的“反转”，到了舞剧中也几乎成为死结。他们常常开玩笑的一个例子是，你死活也无法用舞蹈动作表现出这句最简单的话：“他是我舅舅。”

剧本搁置了半年，一度无法收场，但他们为悬疑剧设计的7个人物却在黎星脑中挥之不去。最后他们决定，不再执着于完整的线条链条，把7个人单独拎出来，让每个人以各自的身份呈现出开放式的悬疑。这7个人分别是：教授、夫人、情人、女仆、孕妇、醉汉、经理，也仿佛对应了现代社会中7个不同属性的人格标签，这让《大饭店》马上摆脱了传统舞剧的格局，变成一个仿佛“剧本杀”一般的人人可以代入、可以共情的社会讽喻众生相。

《大饭店》剧照（受访者提供/图）

细水长流的冒险

黎星热爱冒险，跳舞之余，他最大的爱好是各种极限运动，潜水、跳伞、滑雪、蹦极，舞蹈演员身体的协调性也为他享受极限运动提供了先天优势，高难度动作他学起来很快，而且非常善于体会自己的身体在不同场域里的极致感受。比如蹦极，在奥克兰，在皇后镇，有时候是四十多米的悬崖，有时候是一百多米的高空，一开始他还会紧张，但熟练了之后，他就学会了享受站在悬崖峭壁之巅，然后纯靠重力让自己倾斜着跌落，甚至用技巧故意延长在空中坠落的时间，感受自己像鸟一样，借助风的阻力在滑翔。“我不再惧怕那个东西，我开始享受只有那个过程才能带来的东西。”

一次在深海潜水，一头十几米长的鲸鲨从他旁边擦身而过，海底寂静无声，如在另一个世界。他敬畏地看着那个大家伙，用了很长的时间掠过他，看起来似乎游得很慢，但他却怎么都追不上它。他相信，生命之所以值得，是因为你体检过许多个这样的瞬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对大自然需求量很大的人，必须时不时地在水里、在天上……”

比起这样的冒险，花光所有积蓄去做一场舞剧的险情似乎不值一提，甚至自然到像吃饭一样。“我没觉得自己是在乱花钱，我觉得我就是在做正确的事。”

为了做《大饭店》，他花光了自己之前一场场跳舞、参赛、接项目积攒起来的两百多万存款，但他并不因此而恐惧。之前更穷的时候也不恐惧，他对金钱没有概念，没钱了在车展上跳舞的行活儿也愿意接。赚到钱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为梦想买单，这没什么丢人的。唯一拉不下脸来的是跟人借钱。《大饭店》还没做完就已经花光了他所有预算，因为他发现，对于大剧场体量的舞剧筹备，一分钱就是一分货。“艺术就这么奢侈，比如这个灯光，你说便宜的灯当然也能用，但是当我看到好的灯光，可以像呼吸一样从看不见到慢慢地亮彩，最后高光啪一下全亮起来。我忍不了！我必须得是这个！所有环节都是这样的选择题，最后整体的费用就上去了。”

钱不够了，他去找赞助商，解了燃眉之急。等到快预演的时候，钱又没了，那些零星的支出，他惊喜地发现，原来手机里有一堆类似“借吧”、“花呗”、“白条”这样的小额贷，它们帮他顶过了临门一脚现金流紧张的问题，免得他硬着头皮向朋友开口借钱。

一系列剧目的成功，为黎星工作室带来了良性运转，也为黎星带来了更加从容的创作节奏，他的新剧《火车站》目前正在筹备排练中，年底即将上演，之前的剧目也有滚动的演出安排。疫情之下，许多现代舞团都遇到难关。2022年4月29日，世界舞蹈日当天，陶身体和杨丽萍云南印象现代舞团先后宣布解散，似乎是行业寒流的一个注脚。黎星把个人工作室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较小规模，成员在10个人左右，大多是综合性岗位，跟其他舞者则采取项目合作的机制，希望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能够相对稳健地、细水长流地走下去。

另一件必须做的事，是他在北京打造的“舞者之家”。空间已经物色好了，装修也将近完成，他想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自负盈亏、有公益性质、为所有舞者服务的地方。里面会有排练厅、沙龙、康复室，有实验性的演出厅，也可以成为国外舞团大师来交流授课和制作剧目的场所。黎星希望他能有更多余力和能量，去做辐射行业的事情，“因为这个行业真的太难了，很多舞者真的太好了，他们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排练的地方，只有很低微的收入，没有热爱，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他已经了解了这份热爱，也就没有理由不去护持这份热爱，延长这份热爱。那将是他最长情的冒险。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