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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广为流传，认为谯周所作的《仇国论》导致蜀汉人心丧乱，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

甚至在网络上有人将谯周比作戈尔巴乔夫，把《仇国论》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毕竟古代和现代不同，至少在魏蜀吴三国之间，并没有出现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识形态。

无论是“汉贼不两立”还是“汉室不可复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大家建立的都是相同性质的政权，只是名义不同而已。

借古喻今是可以的，但不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仇国论》并没有这么大威力，把蜀汉亡国简单归咎于一部文学作品，这实在太草率了。就单论亡国一事，至少姜维的不当军事安排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按说当权者中应该也不乏有识之士，为何谯周在此文发表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呢？不仅如此，后来他还升迁为光禄大夫。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以蜀汉晚期的内部形势，不具备为了营造某种气氛掀起一场文字狱的客观条件。

第二，《仇国论》并非惑乱人心的异端邪说，它的内容完全没有问题，令人很难反驳。

第三，《仇国论》造成的影响远没有传闻中那么广泛，不值得统治者如临大敌。

在本篇中，我们先就第一个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一下蜀汉后期的内部局势。

首先来看看《仇国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

蜀汉后期，姜维在失去了费祎的节制后连年出兵北伐，虽说斩获不小，但徒劳无功乃至于大败亏输的战例也不在少数。

总体来看，姜维没有讨到什么便宜，魏强蜀弱的局面也没有改变。

姜维如此热衷兵事，在朝野内出现了很多反对他的声音，全靠他在朝中的盟友尚书令陈祗大力支持，北伐才可以进行下去。

不过这件事引起了中散大夫谯周的强烈反对，在一次朝会上，他就此事和陈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然而陈祗是皇帝的宠臣，论起权势连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姜维也比他不过，小小谯周怎么可能争得过他？

所以说别管谁对谁错，这场争论在一开始结果就是注定的。

据理力争无效，谯周心灰意冷之下，从此不再过问政事。

但是谯周也没有彻底放下对时局的关注，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名篇《仇国论》诞生了。

在《仇国论》中，谯周虚构出因馀和肇建这一小一大两个国家争斗的背景，并对因馀国如何以小克大一事进行了分析。

这部作品影射政治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因馀国明显指代的就是蜀汉，而肇建国则是曹魏。

用文学作品影射政治，这件事可大可小，如果陈祗打算往文字狱的方向去处理似乎也不是不可以，那么为何谯周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呢？

原来在蜀汉后期，益州本土势力逐渐抬头，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而且非益州出身的实权人物内部又非铁板一块，难以一致对外，因此不同的声音很难被禁止。

众所周知，蜀汉从建立之初就是个外来人掌权的国家，益州本地人处于一个被统治的地位。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华阳国志）

虽然说蜀汉并不是完全不用益州人做官，但是相对外来人，尤其是荆州人，他们的地位要差得多，这一点可以从蜀汉官员大概的构成上看出。

日本三国史学家狩野直禎在论文《蜀漢政権の構造》中对蜀汉官员的籍贯做了总结，很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一，代表国家最高权力者录尚书事一职，先后由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担任，他们都是外地人。

二，还有稍低一级的平尚书事，担任过这个职务的有马忠、诸葛瞻、董厥，只有马忠是益州人。

三，尚书令有十一人担任过。分别为法正、刘巴、李严、陈震、蒋琬、费祎、董允、吕义、陈祇、董厥、樊建。

他们全部都是外地人，而且除了陈祇是豫州人，法正是司隶人以外，其余都是荆州人。

四，尚书仆射有五人。李福、姚伷、董厥、诸葛瞻、张绍，其中有李福、姚伷两个益州人。

五，尚书。共十五人。杨仪、刘巴、邓芝、陈震、吕义、马齐、张遵、向充、胡博、张翼、宗预、刘式、许游、卫继、文立。

其中只有马齐、张翼、卫继、文立四个益州人。

六，郎中。共十五人。分别为罗宪、陈祇、邓良、杨戏、王祐、蒋琬、马齐、李骧、邓芝、李虎、黄崇、费恭、习忠、李密、柳伸。

其中七名外地人、七名益州人，一人籍贯未知（李虎）。

由此可见，在蜀汉中低层官员中，益州人还稍微多一些，但是到了尚书这一级别，益州人就开始减少，到了尚书令这一级别基本就没有了，高级官员中益州人只有马忠一人。

不过这一情况在蜀汉后期发生了改变，由于早期的外地人才开始不断凋零，益州人逐渐抬头。

（大概翻译：六品郎中大多是益州人担任，但整体来看，尚书系统还是外地人居多，因此可以说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外地人占优势的。）

比如在尚书这一级别的官员中，早期完全没有益州人。

至于四个益州人做到尚书的时候都是在蜀汉后期了（后诸葛亮时代），这说明益州人在蜀汉朝堂的话语权比最初稍微提高了。

另一方面，蜀汉掌权的高层内部也有很深的矛盾，别说一致对外，别互相拆台就不错了。

在费祎去世后，蜀汉朝堂已经没有一家独大的局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掌权的团体。

后费祎时代朝中的实权高官大概有四个。分别是陈祇、姜维、诸葛瞻、董厥。

这四个人虽然都不是益州人，但他们的内部斗争却非常激烈。

比如荆州人诸葛瞻和董厥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跟姜维很不对付。

他们暗中跟刘禅上疏，以姜维穷兵黩武，徒劳无功为由，希望把他调回来解除兵权，并以同样是荆州人的阎宇取代他。这是孙盛的说法。

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孙盛异同记）

而陈寿则把这件事归在黄皓的身上，诸葛瞻和董厥则放任他胡作非为。

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於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三国志姜维传）

虽然说孙盛是东晋时代人，距离三国有点久远，而且他也并非巴蜀本地人，在时间和地点两方面都不如陈寿，但他的说法还真不一定就是空穴来风。

孙盛曾经跟随桓温入蜀参加灭成汉之战，他在益州肯定也采访了一些当地人，于是也就得到了一些隐秘的史料。

作为一个中立者，孙盛没有理由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他应该只是把所搜集到的资料客观记录下来而已。

而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则就此事直接爆料，他说陈寿和诸葛瞻有仇，打压姜维其实就是诸葛瞻他们做的，但是被陈寿安在黄皓身上，诸葛瞻只是对此坐视不管。

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三国志裴松注）

这样一来性质就大不一样了，按照孙盛的说法，诸葛瞻与姜维只是政见不同，他用的斗争手段虽然不算光明正大，但也是合理的，无可指摘。

而按照陈寿的说法，诸葛瞻则变成了一个不作为且不辨是非的庸碌官员，黄皓乱政他要负很大责任。

两个人的说法究竟哪个是事实，这个难以判断，但其中必有隐情是肯定的，而诸葛瞻和姜维不和也是肯定的。

因为即使按照陈寿的说法，诸葛瞻在看到姜维被黄皓打压而无动于衷，也有幸灾乐祸的嫌疑。

总之，诸葛瞻和董厥这两个荆州人结盟来对抗姜维这个凉州人是没什么疑问的。

不过姜维最开始倒也不是没有抵抗力，因为他选择和同样非荆州出身的外地人陈祇抱团寻求庇护，当朝中出现了反对姜维的声音时，陈祇就会为他辩护。

虽然荆州人根基更厚，但双方应该说是势均力敌的，甚至因为陈祇的支持，前期姜维还能占据优势。253年到257年，姜维连续五年出兵北伐就是明证。

但是这一局面在陈祇去世后发生了改变，姜维在朝中失去了最大的后援，这就是他在后期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的主要原因。

结果就是从258年到261年，姜维都没有出兵的机会，他的下一次北伐已经是间隔五年后的事情了。可见朝廷内部斗争是多么激烈。

总而言之，当谯周写出仇国论的时候，由于此消彼长，益州人的力量已经比刘备诸葛亮时期要更强了。

另外，掌权团体的内部矛盾也成了益州本地人逐步崛起的一个契机。

自从费祎以后，蜀汉就再也没有一个主心骨了，权力只能分散，而人一多，矛盾就来了。

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带领荆州人以及其他外来人共同压制益州本地人了，相反他们之间还有内讧，以至于互相攻讦，因此根本无力再压制益州人。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刘禅的态度，他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对于刘禅这个人，无论说他是个无能庸主也好，还是说他大智若愚韬光养晦也罢，总之他是个明事理的人，绝对不糊涂。

当初谯周曾劝谏刘禅不要沉迷声色犬马，最后刘禅是否听从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谯周没有受到惩罚，因为事后他仍然在侍奉太子。

之前董允也有过直言进谏，劝说刘禅不要沉迷女色扩充后宫规模，虽然刘禅依旧我行我素，但他同样没有惩罚董允，反而对他更加敬重。

这说明刘禅是懂道理的，臣子劝谏是职责所在，而且并没说错，皇帝可以不听，但是不能让大臣因言获罪。

到仇国论这件事上，道理还是一样的，谯周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度，也不会威胁朝廷的统治，有什么理由要处罚他呢？

在同时代的东吴，也有一个人提出了内容类似的疏奏，他就是陆抗。

陆抗举了齐鲁这一大一小两国交战的例子，而且用了穷兵黩武这样的词，言辞比谯周犀利得多，也直接得多，但也没有因言获罪。

所以说，连孙皓这样的暴君都明白是非，何况是刘禅这个评价要更好的皇帝呢？

总之，无论是蜀汉皇帝，还是朝堂中的当权者，都没有办法或者没有必要处理谯周。

如果在诸葛亮时期，或许他大概率要被打压，但是毕竟时代变了。

事实上，仇国论也并非像广泛流传的那样如洪水猛兽一般是亡国之说，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其实只是一种治国理念而已，这个我们下一篇再继续分析。